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由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及其团队主导于1971年8月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地下室进行的一个著名心理学实验，在心理学研究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实验的目的是探索人在特定环境和角色影响下的行为变化，特别是社会角色（如“囚犯”和“狱警”）是否会使人们表现出与日常人格截然不同的行为。为了还原这种情境，研究团队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楼的地下室布置成一个简易监狱。
津巴多的团队从志愿者中筛选出24名心理健康良好的男大学生，将他们随机分配为“囚犯”和“狱警”两类。研究团队对每位“囚犯”进行模拟逮捕、剃发，并穿上囚服，目的是让他们迅速适应“囚犯”角色。而“狱警”则配有制服、墨镜和警棍，象征权威。尽管研究团队告知“狱警”不能使用暴力，但他们被允许采取措施来“维持秩序”。原计划为期两周的实验，结果在仅仅六天后便因伦理问题被迫终止。
实验过程中的角色内化与行为变化
实验过程中，参与者迅速适应了分配的角色。“狱警”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酷和暴力倾向，部分人甚至开始通过羞辱和体罚等方式来“管理”囚犯。例如，一些“狱警”让囚犯在深夜做俯卧撑、进行点名，甚至使用精神上的侮辱来强化其权威。“囚犯”则在数天后逐渐表现出顺从、绝望，甚至自我否定的倾向。部分囚犯因情绪崩溃被迫提前退出实验，实验中的一位参与者甚至因难以忍受“狱警”施加的心理压力而出现严重的情绪失控。
这种角色内化迅速且令人震惊，即使参与者原本只是普通的大学生，他们在模拟环境下却表现出与真实囚犯和狱警类似的反应。津巴多观察到，情境和权力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使人丧失道德约束，甚至令普通人做出暴力或不符合其道德底线的行为。
实验带来的心理学启示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果揭示了“情境力量”和“角色塑造”对人类行为的深远影响。实验后，津巴多提出，人在特定环境和角色下可能会失去道德控制，尤其是当权力关系和情境压力得到强化时。权力使“狱警”感到高人一等，且不受道德束缚，而囚犯身份则使参与者表现出顺从、屈从、依赖等心理。这种现象被称为“情境诱导效应”（situational inducement effect），而它的根本原因在于角色和环境的结合。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普通人在特定的环境和角色赋予下，发生了类似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权力角色化”的心理现象。比如，有些人当戴上象征监督和管理的红袖章，或穿上防护服后，便表现出与其日常行为截然不同的态度与行为，甚至在某些场合表现出对他人的严格管控或居高临下的态度。这种变化可以从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的情境影响和权力效应中得到解释。
社会角色的赋予与身份转化
新冠疫情期间，红袖章、防护服等标志物使这些人被赋予了“监督者”或“执行者”的社会角色。正如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参与者在成为“狱警”后迅速适应角色一样，很多普通人在获得“防控员”“疫情管控人员”身份后，也会迅速内化并强化这种新的身份。身份的转变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了角色认同，认为自己有权力去监督和管理他人的行为，甚至以此为依据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维持“秩序”。
权力带来的情境影响
权力赋予个体的特权感往往会导致行为的变化。当一个人被赋予管理他人的职责，并且得到权威认可后，容易产生“自上而下”的优越心理，认为自身的行为和指令比他人更加重要。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了情境和权力对行为的显著影响——普通人在情境支持下，可以变得不受道德约束。疫情期间，某些穿着制服、持有管理权力的人可能会因此更强势，甚至对他人表现出某种“冷漠”或“不近人情”的姿态。
群体压力与角色一致性
在疫情高压环境下，群体压力也在强化这些人对角色的内化。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上级指令或社会规范对“严格防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来自群体一致性的心理。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狱警”们在同伴的影响下更容易表现出权威甚至粗暴的行为。同样，疫情中很多人为了符合“防疫人员”的群体期待，不自觉地表现出更多对他人的苛责，甚至在情感上麻木，以适应角色。
去个性化的心理现象
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的另一个关键心理现象是“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参与者在实验中开始服从角色预期，逐渐丧失个性与道德约束，变得更容易屈从于角色。这一现象也在疫情期间出现。许多佩戴红袖章、穿防护服的普通人在角色化过程中，往往会与自己的个体特征和日常价值观“脱离”，反而变得更加符合作为“防疫执行者”的角色，冷漠地执行各种命令和规定。这种去个性化使他们更容易忽视他人情感，也弱化了他们对自己行为的道德审视。
结语
斯坦福监狱实验帮助我们理解了疫情期间的某些社会现象：即普通人在特定情境、角色赋予和群体压力下，如何迅速改变为“管理者”“执行者”的姿态。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角色对行为的塑造力量，也凸显了情境对人性潜在影响的揭示。通过对这些心理学现象的了解，可以让我们更警觉地反思特殊环境下的角色行为，避免在群体环境中丧失自我道德准则。